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在范阳发动叛乱，迅速攻占了东西两京以及河北、河南的大部分州郡，叛乱持续了整整八年。直到广德元年（763年）正月，史朝义兵败自杀，叛乱才终于平息。在安史之乱爆发的过程中上尚策，战火波及了河北、河南、河东以及关中，长安和洛阳两京成了唐军与叛军争夺的战略目标。两京之间的地区，成为双方军事对抗的关键战场。
靖函地区地处洛阳所在的伊洛盆地与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之间，形成了天然的屏障。对于长安来说，靖函是关中平原东部的防线；对于洛阳而言，靖函则是伊洛盆地西侧的屏障。古人早就认识到靖函的战略重要性，苏秦在向秦惠王提建议时称关中“东有靖、函之固”，班固在《西都赋》中写道长安“左据函谷二靖之阻”。而傅毅在《洛阳赋》中则说洛阳“挟成皋之岩阻，扶二崎之崇山”。郑世翼在《登北邙还望京洛诗》里也提到，洛阳四周有“三河分设险，两靖资巨防”。刘邦在决定建都洛阳时，左右大臣劝他定都洛阳，说洛阳地势险要，“东有成皋，西有靖海”；而张良则力劝他迁都关中，称关中“左靖函，右陇蜀”，以此说明靖函地区对洛阳和长安的重要性。
展开剩余82%靖函地区的西部地势更加险峻，北界黄河，向南则是崇山峻岭的华山山脉（即小秦岭）。黄河与华山山脉之间的狭窄通道，是连接东西交通的重要要道，尤其以潼关和秦函谷关之间的函谷关最为险要。这一地理位置使得靖函地区在两京之间的军事对抗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历代长安与洛阳之间的军事攻防中，掌握靖函地区的一方，基本上能够主导战争进程。例如，在唐朝初期上尚策，唐军在攻略洛阳的过程中，抓住了有利时机，牢牢控制了西起潼关、东至新安、寿安的整个靖函地区，从而在与王世充集团的战斗中占据了主动地位。
在没有完全控制靖函地区的情况下，位于关中的一方要争取占领靖函地区的西部，而位于洛阳一方则要争取占领靖函地区的东部，这样双方在对抗中才能达到均势。如果关中一方无法控制靖函地区的西部，就无法打通东出的通道。比如春秋时期，晋国控制了靖函地区的西部，使得秦国长期无法东进。东西魏对立时期，西魏的宇文泰占据弘农郡，成为西魏突破困境的关键。
对于洛阳一方来说，如果不能控制靖函地区的东部，洛阳的西门就会随时面临敌军的威胁。例如，在北周与北齐对立的时期，北齐失去了靖函地区东部后，在与北周的战争中完全处于下风。唐初，王世充占据洛阳，但由于无法控制靖函地区的东部，使得他在与唐军的战争中完全处于被动。
在安史之乱时期，唐军在靖函地区进行了两次关中防御战。第一次发生在天宝十四年十二月洛阳失陷到十五年六月长安失陷之间，这场防御战以唐军的失败告终。唐朝一开始就意识到了靖函地区的重要性，唐玄宗在安禄山叛乱爆发后上尚策，派封常清到洛阳组织防御，并派遣高仙芝率军东征，驻兵陕州，准备进行二线防御。
然而，在洛阳失陷后，封常清犯下了两个重大错误：首先，他未在新安、滝池等地设防，而是直接从洛阳撤退至陕州；其次，在与高仙芝会合后，他认为“贼锋不可当”，劝高仙芝放弃陕州，转守潼关。高仙芝与封常清的退守潼关，虽然依托潼关天险稳住了关中局势，但却让唐军陷入了被动局面。潼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也有其局限。黄河北岸和华山南山的限制使得进攻潼关的兵力无法展开。更重要的是，潼关一旦守势固守，反攻也变得困难。
在决定关中防御战成败的关键战役——灵宝西原之战中，唐军人数上占优，但由于潼关的地理局限，兵力难以展开。叛军利用唐军被困于狭窄通道的劣势，使用滚木、石块等方式造成了大量杀伤，同时趁东风焚烟，令唐军无法开眼，最终导致唐军大败。
如果高仙芝和封常清选择同时坚守潼关和陕州，形成以陕州为前线，潼关为后防的防线，依托靖函地区西部，唐军或许能够在防御中保持主动，并有效牵制叛军的攻势。陕州位于黄河转弯的高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即便叛军试图绕过陕州，从西面进攻，也可能面临被唐军夹击的风险。
第二次关中防御战时，唐军显然吸取了第一次战役的教训，成功避免了轻易放弃陕州的错误。唐军通过卫伯玉镇守陕州，李光弼驻兵河阳，形成了有效的防线。这次战役中，唐军成功地阻击了叛军的进攻，保护了关中的安全。
尽管唐军在上元二年（761年）发动反攻时遭遇了邙山大败，局势急转直下，但由于唐军在陕州有重兵防守，避免了类似天宝十五年潼关失守后全线崩溃的局面。尽管叛军多次尝试进攻陕州，但唐军依托地势坚守，不仅成功阻击了叛军，还收复了多处失地，最终为收复洛阳、平定叛乱奠定了基础。
唐朝建国初期，曾一度削弱洛阳的地位，但随着洛阳成为朝廷财赋的主要来源之一，洛阳的地位逐渐上升。高宗时期，洛阳成为东都，长安和洛阳形成了两京并重的格局。随着两京制度的变迁，长安和洛阳之间的政区设置和漕运体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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